右后方终于有一个声音说:“中国公民到哪里不行啊。何况他还啥也没采访。把记者证还给他吧。”“不行，乡里说了，记者不能私自来采访。”老汉并不准备让步。“让他走吧。”另外几个人也帮着说话。老汉迟疑之间，右后方的一只手把记者证夺过来，拉着记者往外就走。身后有人在骂骂咧咧。“请不要介意，我们都有艾滋病。”
“你的记者证？”一个50多岁的村民突然走上来，他穿着一件灰褐色的中山装，脸上布满在烈日和风沙中劳作积淀下的硬硬的皱纹，像警察审问罪犯式地冲记者吼道，“还有名片！”老汉盯着记者证和名片足足看了4、5分钟。有些村民情绪激动起来:“都是你们记者，说我们文楼有多少多少艾滋病，结果从北京遣返回来好多打工的，我们种的菜都没人买了。”但马上有人反驳:“你不要听乡里胡说，没有高医生和记者把咱们的病反映出去，现在你能免费吃药打针？”“高医生也不咋的，他尽给病轻的人钱，不给我们病重的。”又有人说。更多的人围过来，一层，两层，三层，四层，用各种眼神但并不友好地盯着。“你的介绍信呢？”那老汉又蹦一句来，更威风地盯着记者。介绍信当然是没有的。
“我们不欢迎记者。”在文楼村——这座因为数以百计的艾滋病人而闻名世界的豫南偏僻村落——记者被三四十个村民逼到墙根。“送钱来的吧？记者都是送钱来的。”也有人这样嚷嚷。“我是送书来的。”记者想起背包中还放有10本郑州艾滋病专家高耀洁赠送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书立即被一抢而空。其余的人继续盯着记者的背包不放。一个村民邀请记者到他家里，但大部分人似乎并不愿意记者这么轻易走掉。
这个名叫程建中的村民说，“我们也都是受害者。”程告诉记者，那老汉是文楼村“艾滋病协会”的会长。自从1999年7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西恩教授在这里发现了数以百计的艾滋病患者和携带。